「純文學」及其制度

每到年末，男友都會炫耀自己讀了幾本書，去年我一時興起，問他讀了幾本文學作品。

「幾乎都是文學。」
「不要算偵探小說，那不是文學。」
「為什麼偵探小說不算文學？」
「有沒有讀純文學？」
「什麼是純文學？你還沒回答我，為什麼偵探小說不算文學？」

我矇了，我怎麼說這麼沒品的話，偵探小說當然是文學。讀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時，我反覆咀嚼書中引用漢娜·鄂蘭的這句：構想烏托邦的人，是該烏托邦的獨裁者。每到書店都想「整頓」文學區的我，是不是獨裁者？我依然覺得文學區中許多書，應該歸類在「暢銷書」而非「文學書」，別假文學之名。

身為讀者，自然有自身的評價方式，礙於才疏學淺，我很難說清。譬如純文學是什麼？訴諸專家，我們翻閱文學獎得獎作品們，姑且稱之為純文學，不難發現其同質性，那麼，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以僵化的文字與結構唾棄類型文學？又，我們以僵化的反義，「流動」或「能動」來定義純文學，我們又如何判斷它們移動方向間的優劣呢？

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這本書有趣在，它正視歷史的偶然，以考古的方式，挖掘日本「（純）文學」的起源，以回應這個問題：為何日本會出現像「私小說」這樣的現代小說。作者柄谷行人可說是理想的讀者，以清晰的論點，不晦澀的說出對作品的評價，更甚，他抽絲剝繭，不將美學標準視為理所當然。

柄谷首先點出西洋小說的特色，第三人稱客觀描述，在此技法下，作者（敘事者）消失了，讀者甚至得再三提醒自己，作者並非主角。這技法本身沒問題，問題出現在佛洛依德以降追求「自我」的風氣，這時作者該把「自我」的概念置於主角／角色，還是作者自身呢？西洋小說歷經浪漫主義、寫實主義、自然主義，時間太長以致不見矛盾，日本卻是在明治維新時，一次吸收，問題昭然若揭。

最近讀吳爾芙談現代小說，讀到類似的觀點。吳爾芙稱第三人稱客觀描寫為「物質主義」，說「他們把精湛的技巧⋯⋯讓這些事物看起來代表了真實永恆」，並問「小說一定是這樣子嗎？」說小說家要創造「自由的方法」去寫「那個」，而「那個」非常有可能是存在於「心理學黑暗處」。順帶一提，吳爾芙很愛佛洛依德，作品多的是對「自我」的追求。

面對西洋小說的矛盾，不同於吳爾芙將「自我」置於角色（意識流一派），日本文學走向私小說（如志賀直哉）或歷史小說（如森鷗外）的路。柄谷精確的引用理論、文學作品、民族誌、跨領域的例子（如繪畫、戲劇），不僅點出日本文學的進程，更想說服讀者，明治、大正時期的文學不只是戰後文學，或社運挫折後的抒發：文學不是政治的副作用，文學「本身」即是種制度及政治場域。

「第三人稱客觀描寫」在日本先見於二葉亭四迷逐字翻譯的屠格涅夫，並在國木田獨步的筆下發展，柄谷稱之為「風景的發現」：那樣的文字像風景畫一樣，近物大，遠物小，人好像能走進畫中，讀起來像自己的事，得以感受，困難的是，日本文學如同日本畫，本身沒有「近物大，遠物小」那樣的幾何透視法，畫家是站在不同定點臨摹，把感覺畫進一幅畫中。

困難在歷史的偶然中消解。先是發展出新的語言（言文一致），以承載「自我」意識，再來是基督教的傳入，確定一神信仰（主對世人=天皇對民），最後是明治二十年，現代國家的建立，有「軍隊=工廠=學校=醫院」的「教育」機構，讓人民的「想法」趨於一致，確定「主觀－客觀」的對立，遂能形成主觀看向客觀的幾何透視法。

幾何透視法確立後，日本文學開始處理西洋小說的矛盾：「自我」該置於何處？西方概念下的自我，是發展自笛卡爾，「我思故我在」（超越論），思考先於經驗，而日本對自我的概念不同，感覺、知覺先於思考（類似現象學），所以產生將「自我」放在作者的策略，有了私小說，換句話說，私小說中的「我」企圖呈現「個人清晰的面貌」，不同於幾何透視法中，由作者視角出發的均質空間， 私小說中的「我」是呈現對應於社會的異質空間。回顧日本文學後，柄谷進一步說，那時大家口中的「文學」，使用第三人稱客觀描寫及表達自我的文學，是風格要素，並非藝術要素，「文學」不該是文學的評斷標準，可惜礙於篇幅或評論集本身的目的，這本書未指明可行的評斷標準。

讀完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後，我先是讀了安妮．艾諾的《嫉妒所未知的空白》，後讀了志賀直哉的《和解》，很是感動，同時也應證柄谷的觀察，艾諾的自我頗析，是以思考我看向經驗我，以艾諾的說法，是以自我為田野對象的民族誌，而志賀不同，以柄谷的說法，是以超我看向自我，一種超然的態度。超然，是柄谷對於寫生文（正岡子規）的觀察，他指出了一脈傳承，從俳諧、江戶文學到寫生文，從寫生文到私小說、心境小說，這不經讓我想到華語的主流論述，抒情傳統，從古典詩到白話文運動，到散文及詩化小說，「詩品既人品」，這或許是華語、日語文化共有，對於作者最極致的想像，而回看新批評方法（T.S. Elliot）興起的媒體時代，讀者能知其作品，不知其作者，作者與作品勢必得分開評價，如今網路世代不同，作者越來越清晰。